资料照：中国河北雄安一处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施工（2024年3月14日）
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发布的数字显示，5月制造业景气指数回落到收缩的状态。就在几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表报告，提升了对中国近期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自中国政府2022年年底结束疫情清零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步维艰。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中国国内外专家提出的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建议置之不理。
预测是扩张，实际却收缩
TEXT：5月3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由原先的扩张转为收缩。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4月份的50.4下降至49.5。这项指数高于50说明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显示它处于收缩状态。
美联社就此发出报道，标题是《中国5月份工厂指标下降，表明经济增长失去势头》。报道说：“星期五公布的一项官方调查显示，中国5月份工厂活动放缓幅度超过预期，表明已经饱受房地产行业长期危机重负的经济将面临进一步压力。
“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新订单和出口订单走弱表明需求疲软。
“分析师先前预测，中国制造业PMI略高于50，或仍处于扩张区间，因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快于预期，达到5.3%。
“但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连任竞争对手、前总统唐纳德·川普都加倍支持维持或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
路透社的报道则说，“中国5月份制造业活动意外下滑，这一局面令出台新的经济增长刺激措施的呼声持续高涨，因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继续影响着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在报道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中国制造业活动在过去一个月呈现收缩这一消息的时候，路透社和美联社这两大通讯社和其他世界媒体普遍使用了“意外”这个词，因为早些时候，分析家们普遍预测中国制造业会继续呈现增长，虽然增长幅度不大。此外，仅在几天前，也就是在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表报告，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调至2024年5%和2025年4.5%。
意外与并非意外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好消息时也附带了一个警告，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仍然是阻断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风险，中国当局需要采取对消费者友好的种种改革，以维持强劲的高质量经济增长。
美联社5月31日星期五的报道，用了两句话概括了中国经济增长眼下所面临的障碍——“中国家庭的大部分个人财富都投入房地产，而长期的低迷已经重创了房地产市场。疫情导致的失业和对科技相关企业的管控收紧等其他因素也打击了消费。”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超常发展，房价不断攀升，而储蓄利息超低，许多家庭将个人财富投入房地产以图获得更好的财富收益；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所谓的房地产市场整顿措施，加上持续三年的以动辄封城为特色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使企业和就业蒙受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房价下跌、房子难以变现，失业者供不起房贷，消费者不敢消费，无钱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因此蒙受难以摆脱的拖累。
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国内外众多的经济专家建议，中共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谓的对消费者友好的改革（consumer-friendly reforms），从多方面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实际的、直接的援助，使他们能够或敢于增加消费支出从而促成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这些专家认为，通过促进中国国内消费促成经济增长有多方面的好处，包括消费增长惠及大众，而中国先前和正在推行的通过基建和出口获取经济增长的路径只是惠及少数企业、少数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植于中国国内消费也可以避免通过出口增长谋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摩擦，从而减少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但截至目前，中国/中共当局拒绝采纳这样的专家建议。
与此同时，当局也采取了它的一套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降低购房房贷首付要求；鼓励人们以旧换新，更换住房和家电。但这些措施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且成效乏善可陈。
许多观察家认为，在“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当今中国，中国政府之所以不愿意采纳众多专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拒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处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援助从而提升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一尊习近平的亲自反对。
习近平早些时候发表文章，声言“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当年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消费与人口问题的纠结
在中国国家统计据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活动在过去一个月收缩的同一天，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消费疲软给停滞不前的经济带来更多麻烦》。
该报道说，“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消费需求低迷正成为阻碍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另一个因素，而人口萎缩趋势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在与《新闻周刊》分享的一份未发表的报告中写道，政府一直试图通过降低储蓄率来刺激消费，但未能成功，因为只有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网才能实现消费增长。”
易富贤认为，中国消费低迷也跟中国当局先前实行的严酷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所谓计划生育相关，新生儿的减少在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中国加剧了老无所养的问题和恐惧，使中国人不敢花钱消费而选择储蓄防老。
此外，中国先前实行的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失业大量增加，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加。《新闻周刊》的说法是，去年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公布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为21.3% ，但随后停止报告该数据六个月。12月恢复报告，但采用了新的计算方法，排除了农村失业者和因沮丧而放弃求职的人。
易富贤对《新闻周刊》表示，虽然中国家庭收入一直在增长，但落后于GDP增长。他说，如果北京确实能充分提高家庭收入，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壮大，而且国内消费增加还能吸收过剩的工业产能。他还说，还能通过增加美国进口来促进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从而改善政治关系。
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中共当局至少在目前不愿意采纳易富贤和其他众多专家的这种思路。
